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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庭和时代背景 看毛泽东周恩来的 文化和性格
作者:韩同友 房士鸿 日期:2017.05.09

来源:遵义会议纪念馆

从早期熏陶看毛泽东、周恩来的文化特质

在20世纪的世界政治舞台上,毛泽东、周恩来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政治伟人。他们的思想甚至性格,都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那么,这两位伟人在文化性格上,到底有些什么特点呢?本文试图从早年他们在家乡所受熏陶的角度,来探讨他们共同的文化特质。

一、毛泽东、周恩来诞生的时代和家庭背景

(一)毛泽东、周恩来诞生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1893年毛泽东诞生于湖南湘潭,1898年周恩来晚毛泽东5年诞生于江苏淮安。在19世纪90年代前后,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困局之中。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腐败的清王朝的大门,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灾难深重。毛泽东诞生后的第三年--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中国的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并且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赔款白银二亿两,要求中国七年内付清;规定日本可在中国任意设厂。周恩来诞生的前半年--1897年11月,德国强占中国的胶州湾,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随后的1898年,中国发生了试图改变封建旧体制的戊戌变法。但正是这个时候,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更加变本加厉。而清政府更加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与帝国主义者签订了一个个不平等的条约,偌大的中国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倾巢之下,岂有完卵。毛泽东、周恩来出生的时代就是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他们以后所具有的爱国意识和民族自尊心,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二)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家人,都对他们的成长寄予厚望。毛泽东与周恩来,都是家里的长子。毛泽东的父母给孩子取名为“泽东”,字“咏芝”(后改“润之”),取“润泽东方”之意。周恩来的父母为其所取之名,有“恩自日边来”之意,这是一个寄予希望且富有诗意的名字。除学名“恩来”之外,周恩来还有一个字叫“翔宇”,小名叫“大鸾”。鸾,是一种与凤凰齐名的神鸟。传说,这种神鸟,象征着吉祥、幸福,它一出现,天下便太平安宁。毛泽东和周恩来所受的这样一种传承的家教,暗示着他们成年以后都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三)幼年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家庭都历经磨难,使他们从小就懂得生活的艰辛,知道执着奋斗。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同旧中国其他闭塞而贫穷的乡村没有什么两样,他的祖父毛恩普是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因为家境窘迫,不得不把祖传的一些田产典当给别人。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17岁开始当家理事,因为负债被迫外出在湘军里当了几年兵,长了不少见识,也积累了一些银钱。返乡之后,因善于经营,又吃苦耐劳,终于在稻谷和猪牛生意方面,积攒了一些资金。从父辈那里,毛泽东从小就懂得,要想过上好日子,只能靠勤俭持家,艰苦奋斗。

而周恩来的祖父周起魁自定居淮安当师爷以来,家境就一直走下坡路。就在周恩来出生的前一年,50多岁的祖父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由于他生前不事生产,因此死后的家产除了那所大房子外,就剩城外的几分坟地了。这时的周家,已相当衰败。周恩来从小就生活在这种破落的家境下,“债台高筑,靠典当借债度日”(1),这种窘况使周恩来从小就深知生活的艰辛,懂得“人生赖奋斗而存”(2)。

 二、毛泽东、周恩来所受的家庭影响

(一)毛泽东和周恩来自小所受的家庭影响,都在他们日后的品格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毛泽东诞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毛贻昌与大多数中国农民一样,希望靠自身的奋斗摆脱贫困,一辈子克勤克俭,精明刚强。父亲的这种性格,自然对早期毛泽东产生影响。从六岁起,毛泽东就参与做家务和农活,如拔草、放牛、拾粪、砍柴,识字后也帮父亲记账。到了十四五岁,还成天在地里跟家中雇的长工一同干活。父亲的严厉,深深影响了他。他后来回忆说:“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账,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3)因此毛泽东从小就养成了吃苦耐劳、勤快朴实、不怕艰难的农家子弟本色,尤其对农民的疾苦,有切身体会。由于父亲的高压和严管手段,也促成了毛泽东内心的反抗心理。

周恩来则诞生在一个破落的师爷家中。除了自己的祖辈是师爷以外,周恩来的外祖父万青选也是师爷出身。这种家庭所遗留下来的幕僚文化因素,对周恩来不无影响,从而使他养成了慎思明辨,忍辱负重,善于协作,勤于换位思考,替人排忧解难,习惯于从他人角度考虑问题等行事风格。当然,家庭影响中的另外一些因素,比如不时要去借债、借了债还得给人家磕头、破落以后遭人白眼等生活磨难,也养成了周恩来日后不屈的性格。

(二)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幼年生活中,都深受母亲影响。毛泽东的母亲文素勤,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纯朴善良,极富同情心,一生默默地操持家务。她还虔诚地烧香拜佛,把“积德行善”、“因果报应”一类的信念灌输给孩子。母亲的言传身教,使毛泽东从小知道同情贫弱,乐于助人。母亲去世以后,毛泽东还专门写过一篇情义深长的《祭母文》,追念母亲“高风”,“博爱”,“慈祥”,“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称颂母亲“洁净之风,传遍戚里”。(4)毛泽东对同学还说过,自己的母亲是“可以损己以利人”的那种人。

由于特殊的家庭背景,少年周恩来在性格形成方面,承接了更多来自生母和嗣母的巨大影响。周恩来的生母万冬儿性格开朗、精明果断、乐于助人,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嫁到周家后,更显贤惠能干,家中大小事情,都离不开她。周恩来不满1岁时,他最小的叔父周贻淦病危,膝下无子女。为了使叔父在弥留之际得到一点安慰,也使他留下的妻子陈氏能有所寄托,周恩来的父母把他过继给周贻淦。两个月后,周贻淦去世,幼年的周恩来由守寡的嗣母陈氏抚养。陈氏出身于书香门第,性格温和、待人诚挚、办事细心、仁慈礼让、学识广博。嗣母的教育,对幼年周恩来的性格形成和文化修养,影响异常深刻。嗣母早逝以后,周恩来还曾写过一篇《念娘文》。抗战胜利后,他在重庆对记者说过:“三十八年了,我没有回过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5)同时,由于生母很有调解纠纷的能力,她总是带着幼年周恩来同去排难解纷。周恩来边看边听,很欣赏生母先详细了解各方情况再发表意见的办法,更叹服其经过耐心做工作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的本事。从生母那里,周恩来学到了许多办事的方法,他从十岁开始,“佐理家务,井然有序”(6)。在旅欧时期,周恩来在一封表明自己“当信共产主义原理”的信中说道:自己一来“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来“求真的心又极盛”。这两大性格都与母亲的早年熏陶有关。1946年9月,他在接受美国记者李勃曼采访时,又一次深情地回忆母亲:“我的母亲长得很漂亮,为人善良,生了三个小孩──我和两个弟弟……我出生后,因叔父周贻淦已去世,照传统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5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7)

(三)毛泽东和周恩来自小养成了好学勤思的习惯。毛泽东在家乡上私塾的时候,除了必读的“四书”、“五经”外,他最爱读被塾师称为“闲书”和“杂书”的《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岳传》、《隋唐演义》等旧小说。在学校里,老师不让读,他用课本挡住偷着读;在家里,父亲不让读,他就用布把窗户遮住,使父亲看不见灯光。毛泽东读了这些故事,他就和小朋友乃至村里的老人们互相讲述。他后来回忆说:“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毛泽东在对这一点纳闷的同时,开始思索并分析小说的内容,发现这些小说的主人公“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他觉得这样是不平等的。(8)

周恩来则从四岁起便在嗣母的教育下开始认字和背诵唐诗。五岁时候,嗣母又把他送到家塾里去读书。从家塾回到家里,嗣母不仅进一步辅导他学习,而且经常给他讲历史故事和神话故事。后来周恩来到南开学校上学时写了《射阳忆旧》一文,回忆他“幼时喜闻故事”,对嗣母讲的故事具有“辄绕膝不去,终日听之不倦”的浓厚兴趣。(9)六岁时,周恩来随父亲、生母、嗣母和弟弟一起,搬到清河县清江浦镇外祖父家居住。那里有满书房的书,诗词歌赋、通鉴野史,还有很多小说,正好满足了周恩来的求知欲。起先,生母和嗣母送他到万家的家塾中继续读书,但他嫌教书先生讲得不过瘾,没有外祖父藏书里的东西精彩,便抽时间跑到书房里去如饥似渴地阅读。生母和嗣母知道以后,只好针对他的情况,专门找了一个老师单独教他,并鼓励他读了大量的小说。他读的第一部小说,是淮安人吴承恩写的《西游记》。看不懂的地方,就请嗣母讲解,如此这般,他对神话故事、历史故事和古典小说,更感兴趣。八岁到十岁,周恩来开始读《西游记》、《镜花缘》、《水浒传》、《红楼梦》,还有《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盛世危言》,等等。历史小说和神话故事,对少年周恩来了解历史,感知历史人物以及开阔思路,发挥想象力,具有很大帮助。他从中也明白了为探求真理不畏艰辛、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等道理。

 三、毛泽东、周恩来所受到的文化影响

(一)毛泽东和周恩来,从小沐浴在浓厚的中国地域文化的强大磁场中。毛泽东处在湖湘文化的影响下,周恩来则深受江浙文化丰富内涵的熏陶。毛泽东所感受的湖湘文化,具有鲜明特质:政治意识极为强烈,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尤其注重解决现实中的实际问题;爱国主义传统尤为突出,其中有许许多多爱国主义的代表人物,如屈原、贾谊、陈天华、黄兴、宋教仁、章士钊等;蕴藏有博采众家的开放精神与敢为天下先的独立创新精神,具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包容中西文化的精髓,融会古今文化的长处。这些,对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影响很大。

而周恩来所体验的江浙文化,也具有独特内涵,其中坚忍不拔、开拓创新、敢于担当、聪颖睿智、协商融通等特质,在周恩来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同时,周恩来还处在祖辈所固有的师爷文化的历史积淀影响中。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由于受父辈的影响,在取得“国学生”的学位后,也做过师爷。师爷家庭慎思明辨、思之缜密、行之周全的传统,对少年周恩来的成长不无影响。

(二)毛泽东和周恩来,从小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经典的浓厚影响。毛泽东童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湘乡唐家坨的外婆家度过的。除了16岁前停学两年在家务农以外,其他时间他都在家乡的几处私塾读书。他还经常在舅舅开的书馆里听一些自己喜欢的内容。毛泽东后来概括说:“六年孔夫子。”(10)他读过的书中,主要是儒家文化的传统典籍,除了“四书”、“五经”外,还有《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普及入门读物。这些书,不仅开启了他的智慧,还培养了他“鉴古知今”的爱好,帮助了他后来熟谙“古为今用”。

在周恩来从小接触到和认真阅读的书籍中,多数也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典籍,比如《三字经》、《千字文》、《神童诗》,以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等凝聚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书籍,虽然不能全读懂,但对他的思维个性,却是最早的熏陶。

(三)毛泽东、周恩来在接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同时,也在求学中深受一些改革求变思潮的影响。毛泽东、周恩来所处的时代,是新旧社会交替的时代,也是新旧思潮冲撞的时代。这些对他们的思想和性格的变化,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辛亥革命前,毛泽东偶尔读到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一书,书里讲社会要改良,毛泽东非常喜欢。这样,他开始知道一些发生在山外的当今中国的大事,感到中国不能守着老样子不作变革。这之后,毛泽东开始较多地接受维新派思想,特别喜欢梁启超那些笔端常带感情的文章。康有为、梁启超成了他崇拜的人物,他是从维新派那里接受政治启蒙的。但是,一旦他接触到孙中山的思想,得知孙中山主张的推翻清政府的民主革命思潮已代替康、梁的维新变法思想而成为时代的主流后,他便开始推崇孙中山。后来毛泽东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这时,他的心思已不在读经书上,而经常到学校藏书楼借阅中外历史、地理书籍。他读到拿破仑、彼得大帝、华盛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的事迹,从而懂得了富国强兵之道,他认为: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究富国强兵之道,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11)。

在读了不少传统文化典籍后,周恩来也有机会接触革新著作。周恩来在淮安表舅龚荫荪的家塾寄读时,深受影响。龚是革新派人物,结识同盟会成员,赞助革命,常向周恩来介绍些新思想和时事政治知识,使周恩来开始受到政治上的启蒙。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梳理可以看出,毛泽东和周恩来之所以成为中外瞩目的领袖,不仅与他们长期从事革命、建设的实践有关,而且与他们从小受到的家庭、社会等环境影响,以及他们所受的启蒙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些核心的文化内涵和文化性格:

(一)强烈的爱国心和责任感。他们都有着救国救民的强烈意识,从小养成了关注民族和大众利益的责任感,有一份为民族担当,拯救劳苦大众、造福社会的心愿。在了解中国实际和观察外部世界的过程中,他们开始思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

(二)不懈进取的奋斗意识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受家庭生活影响,毛泽东和周恩来从小就吃苦耐劳、勤快朴实。他们懂得劳动人民的不易,尤其对下层人民的疾苦有着切身体会,并深知必须执着奋斗。同时,对强权和压迫,有一种天然的反抗心理,并在斗争中不屈不挠。

(三)超乎寻常的求知欲,善于慎思明辨。毛泽东和周恩来从小勤奋学习并善于学习。他们广读博学,尤其喜欢读历史、神话故事,在得到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的同时,打开了充分的开放思维的空间,养成了勤学好思的习惯。他们既学习中外历史,又热衷接受新知识、新事物,在学习和思考中懂得了“鉴古知今”、“古为今用”的道理。

(四)脚踏实地的求实作风和不因循守旧的创新意识。在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影响下,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有一种求实的风格,脚踏实地,不尚空谈,善于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看问题办事情,同时也有一种开放包容和开拓创新的心态,面对不合理现象,他们喜欢思考和寻找改革发展的办法。在新旧思潮冲撞下,他们善于学习和对比,并从中激发出一种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自觉行动。

(五)大公无私、纯朴善良、爱憎分明的性格。在家庭成员的熏陶和教育下,毛泽东和周恩来从小懂得同情贫弱,乐于助人,肯于换位思考,愿意替人排忧解难。他们性格中包含着浓厚的纯朴善良、大公无私,对人民友善、对敌人憎恨,舍己利人,甚至“损己以利人”的成分。

这些文化特质或文化性格,为日后他们成为伟大人物,准备了良好的条件和丰富的元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1)(2)(6)(《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第688页,第8页)

(3)(8)(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06——107页,第109页)。

(4)(10)(《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第6页)。。

(5)(《周恩来传》(1),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7)(9)(杨明伟:《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第7页)。

(11)(《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作者韩同友,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淮阴师范学院教授;房士鸿,淮安周恩来纪念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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