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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在这里大转折》
书籍简介
中国革命处在危急存亡之秋的时候,是遵义会议拨正了航向,挽救它于火深火热之中。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年12月第1版
平装、16开、456页
定价: 48.00
内容简介

引  言

马克思主义革命观

“革命”一词,最早出自《周易》,它的《革卦.彖传》中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里,“革”是变革,“命”是天命。这-词义,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两三千年里几乎没有变化。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西方哲学中,也有“革命”的概念,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土多德,到当代美国学者亨廷顿等人,先后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了“革命”。但是,由于没有正确的科学的解释,他们的释义往往带有侧重和偏颇。要全面地科学地从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上解释革命的含义,就必须了解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的三个基本观点。

第一,革命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中,存在着阶级矛盾、冲突和对抗。当这种矛盾、冲突和对抗大大激化时,就发展为政治革命。一般说来,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两极分化的加剧,人民生活的急剧恶化乃至极度贫困化,就会引起阶级矛盾、冲突和对抗的激化,必然引起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进而引起革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革命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同时又是解决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主要途径和手段。

第二,革命史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反动落后的统治阶级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都不会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都会竭力反抗进步阶级的革命,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进步阶级只有通过暴力才能达到变革社会制度的目的。

第三,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政治行动。这种政治行动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它不是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是由社会矛盾运动规律决定的。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而这种社会革命或称这种政治行动是任何试图取得统治的阶级获得最终胜利的关键。由于以推翻现政权和破坏旧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行为,将导致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生深刻变化,所以,恩格斯又把这种政治行为看作是政治的最高行动。

显然,我们在这本书里所指的“革命”,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先贤们所指出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上的含义,而与今天在用法上的拓展(比如医学革命、体制革命、生态革命)不同后者没有暴力和阶级斗争的内涵在内。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一开始就和政党、阶级、国家相联系,革命的全部意义,在于从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剧变性跃进,是夺取政权的翻天覆地的变局,是对旧时代社会的彻底改观,适合武装斗争、工农运动、政策策略等等联系一体的。

中国共产党28年的革命进程,就是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进程,从失败中吸取血的教训开始,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经典。

毛泽东面对“全世界共产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于1928年10月和11月,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著作,深刻地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国情,总结了井冈山红色政权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中国是由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广大农村有相当大的独立性,这就为坚持长期的红军战争和根据地斗争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而且,农村是统治锁链上的薄弱环节,而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迫切要求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为中心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从而使红军和根据地斗争得以有深厚强大的阶级基础;而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的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和地方性的农业经济,又造成了政治上的封建割据局面和军阀混战,革命力量可以利用反动统治阶级内部这种长期分裂和战争得到存在和发展。而且,中国是个大国,革命力量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这样,红色政权不仅能够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存在和发展;而且,全国革命形势发展,不仅在国民革命时期工农土兵有过高涨的地区迅速恢复壮大,而且已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在红色政权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又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有力的领导和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所以使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可能成为现实。

进而,毛泽东提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的三者结合的“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从而正确地回答了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最基本问题,成为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上述科学思想并未被当时的党中央所理解和接受,相反,党内“左”的急性病又有某些发展。

他们指责毛泽东“以乡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制订了以夺取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其推行的结果,使党和革命事业遭到很大的损失。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因为急于组织暴动而把有限的力量暴露出来,先后有I1个省委机关遭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农村根据地有的缩小,有的丢失。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不得已实行战略转移,转移前期“左”倾领导人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致使红军处于生死存亡之秋。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全力纠正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

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在极其危机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一反以前的行军方式,好像忽然获得新的生命。在毛泽东等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忽东忽西,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方重兵之间,红军处处主动。

遵义会议之后,中国革命呈现了令人欣喜的大好局面,其后,虽然也有不少曲折和反复,但是,遵义会议所开创的革命大方向从此被确定下来。中国共产党人在遵义的革命大转折中获取了政治智慧和思想谋略,使之由弱变强,由错误变正确,由正确变科学,最终夺取了全国政权。

中国革命处在危急存亡之秋的时候,是遵义会议拨正了航向,挽救它于火深火热之中。

遵义会议的历史过去了七十多年,中国共产党也成立了九十年,当我们回首中国革命历程的时候,无论领袖、将军,还是专家、百姓,都会由衷地吟颂道:

遵义会议,伟大转折,它不仅是党的转折、红军命运的转折,更是中国革命的转折。

遵义会议,对于中国革命的全部来说,是一个大关键。

而遵义这座城市,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一个大拐点。

历史已经证明;

中国革命在遵义大转折。